除了“豬分法” ，垃圾分類還能怎么分？

2019-07-04

月1日起，上海已開始強制實施垃圾分類，除了讓人焦慮的分類方式，引起熱議的還有嚴格的懲處措施。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被稱為“史上最嚴”，個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罰200元，單位混裝混運最高可罰5萬元。然而，7月3日，北京也表示即將開始垃圾分類，且“罰款金額不低于上海”。“垃圾不分類，錢包兩行淚”。
不過，比起垃圾分類大國日本，這樣的處罰已經很溫和了。日本將垃圾分類上升至法律層面，相關規定繁多且嚴格。按照日本的《廢棄物處理法》，隨意丟棄垃圾者，輕則罰款30萬日元（人民幣約合2.1萬元），重則將被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1億日元（人民幣約合71萬元）的罰款。
當然，日本在垃圾分類的賽道上已經跑了二十多年，剛起跑的選手難以與之直接“看齊”。不過，距離上海329公里之外的金華2014年便開始了農村垃圾分類的實踐，其探索的分類方法和“熟人社會監督體系”或許能給我們一些靈感。
▍農村垃圾的“二次四分法”
金華農村地區采用的是“二次四分法”的垃圾分類模式，即農戶們先將生活垃圾分為“會爛的”和“不會爛的”，“會爛的”垃圾丟入綠色垃圾桶，運送至村內的“陽光堆肥房”，制成有機肥還田。
“不會爛的”垃圾丟入灰色垃圾桶，再由村莊保潔員將“不會爛的垃圾”的分為“可賣錢的”和“不可賣錢的”，“可賣錢的”交給可再生資源公司回收處理，“不可賣錢的”由政府統一處理，進入垃圾填埋場、焚燒廠，其中有毒有害垃圾進行特殊處理。

居民使用的垃圾桶
這樣的分類方式簡單易上手，在后端處理中，“會爛的”垃圾進入政府出資建設的“陽光堆肥房”，70%的垃圾都能轉變為農戶所需要的有機肥，變廢為寶的同時，也減輕了垃圾填埋場的處理壓力。
▍垃圾分類的“熟人社會監督模式”
由于城市和農村在人員密集程度、垃圾成分等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，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垃圾分類模式必然不同于農村，甚至要復雜許多，但農村垃圾分類根植于的“熟人社會”監督體系，或許對一些城市社區有借鑒價值。
經過了5年多的垃圾分類實踐，有的金華村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垃圾進行分類，然后丟進門口兩格式簡易垃圾桶中，“垃圾如何分類”甚至還成為村民閑聊時的熱門話題，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一種特殊的監督體系。
在農村地區，垃圾分類被納入村規民約。在實際操作中，每家每戶的垃圾桶都貼上了二維碼，環境檢查員掃描農戶門前垃圾筒的二維碼即可打分、上傳圖片，一目了然。當然，相應的獎懲措施也必不可少，垃圾分類做得好的家庭可以上“笑臉墻”，獲得圍裙、肥皂等獎品，也可以通過垃圾分類信息管理系統的積分兌換超市、自動售貨機商品或現金；分得不好的家戶進入“促進榜”名單，在全村公示。宣傳上，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會被聘請擔任環境監督員和勸導員。
這樣的方式一方面實現了整個過程的公開透明，另一方面也能讓大家相互監督，“比學趕超”。
除此之外，各村還有各自的監督措施，有的村設有“婦女街長督查組”，對村里的垃圾分類和環境衛生進行監督；有的村實行“黨員責任制”，每名黨員包干聯系農戶，每只垃圾桶對應編號一名黨員和一家農戶，對不合格者做出通報批評、組織約談；有的村開展主題教育活動、生活垃圾分類競賽等活動。
這些措施能夠有效執行，很大程度上依靠熟人關系形成的的巨大網絡，當地甚至有了“以垃圾論婚嫁”的新習俗，通過查看一戶人家門口的垃圾桶干不干凈、垃圾分得好不好，來看“要不要結成親家”。由于環境檢查員掌握著一手信息，因而也隨之成了“搶手的媒人”。
中國鄉村中的“熟人社會”有著強大的行為約束力，“共飲一井水，同住一條街”，好事壞事都能在一夕之間傳遍，如何“維護面子”顯得尤為重要。利用中國農村熟人社會的優勢、發揮村民的強烈榮辱感，或許能助力未來農村地區垃圾分類的推行。
相比于農村，城市居民鄰里間的紐帶較為脆弱，熟人社會的約束力可能并不明顯，基于熟人社會的監督體系能否在城市垃圾分類中運用，也許可以通過部分試點來檢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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